天宁岛囚徒

　　他和另外几个“劫掠者“——瑞恩、科洛、以及另外两三个已经阵亡或失踪的士兵——在出发前的体检中，拒绝了所有疫苗注射：伤寒、霍乱、鼠疫、斑疹伤寒。他们签署了免责声明，像一群在赌场里押上全部筹码的赌徒，赌自己不会被感染，没想到竟不幸因此染病身亡。

　　布林德听着，感到一种奇异的、近乎荒诞的愤怒。他想笑——那种疯狂的、歇斯底里的笑——笑命运的捉弄，笑战争的荒谬，笑人类在死亡面前的、那些微不足道的、可笑的恐惧。但他没有笑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望着金尼逊的脸，望着那道被死亡抚平的、曾经的皱纹。

　　梅里尔指挥官刚病倒，这又折损一员得力干将。

　　他叹了口气，那口气像是从肺底挤出来的，带着所有他无法言说的疲惫和愧疚。他拍着异常沮丧的亨特肩膀，动作像一位父亲在安慰一个失落的孩子，又像一位刽子手在安抚一个即将赴死的囚犯。

　　“出去走走。“

　　亨特跟布林德出来，没走多远。

　　他们穿过野战医院的帐篷区，穿过那些**的伤员和忙碌的护士，穿过堆积的弹药箱和燃烧的篝火。他们走到一片空地的边缘，那里有一棵被炮弹削掉半边树冠的榕树，像一位正在举手投降的、残缺的士兵。

　　终于，亨特忍不住抱着头，痛苦地蹲下。

　　他的动作很突然，像一位被无形的拳头击中腹部的人。他双膝跪地，双手抱头，手指插进灰白的头发里，像要把头皮撕下来。他的肩膀在剧烈颤抖，像一台正在过载的引擎，发出无声的、令人心碎的轰鸣。

　　他难过了一阵。

　　那“一阵“是多久？一分钟？五分钟？十分钟？布林德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亨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——没有哭泣，没有咒骂，没有祈祷。只有那种剧烈的、近乎痉挛的颤抖，像一位正在经历分娩痛苦的产妇，又像一位正在从深渊里往上爬的、溺水的人。

　　然后，亨特猛地用力一抬头。

　　他的动作很剧烈，像一位正在挣脱某种无形束缚的囚徒。他仰望天空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像一条条蠕动的蚯蚓。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望着那片被云层切割成碎片的、灰蓝色的天幕，像一位正在寻找某种不存在的答案的、绝望的哲学家。

　　让眼泪不至于淌出来。

　　“妈的，“他说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带着一种被强行压制的、近乎破碎的愤怒，“他说他不怕死。死在战场，总好过在牢里作囚徒浪费光阴！“

　　布林德一旁喃喃附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“

　　他的声音很轻，像一片落叶飘进风里。但他真的知道吗？他知道金尼逊在内华达的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吗？他知道那两年里，金尼逊每周给他母亲写一封信，但从未收到回音吗？他知道金尼逊在报名参军时，对招募官说的第一句话是“我需要钱“吗？

　　“你不知道！“

　　亨特愤然站起来，摇着头。他的眼睛通红，但没有眼泪——那种被强行憋回去的、在眼眶里打转的液体，让他的目光显得更加狰狞，更加绝望。

　　“你说他当时为什么专门要问待遇？“

　　亨特的声音提高了，像一位正在法庭上辩护的、激动的律师。他指着金尼逊的方向——那三具还躺在担架上的裹尸袋——像一位正在指控某种看不见的、巨大的不公的原告。

　　“就是觉得，比起所谓的荣誉和狗屁自由，直接拿笔阵亡抚恤金，说不定更痛快！“

　　他的手指在颤抖，像一位正在数着某种不存在的、正在消失的筹码的赌徒。

　　“因为他很缺钱。呆在监狱里，既照顾不到家里，更挣不到钱。我和他都清楚，这趟到亚洲，很多人都回不去。现在他总算遂了嘴巴上说的心愿——“

　　亨特顿了顿，喉咙里发出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，像一头被陷阱夹住的野兽。

　　“其实他一直想能活着回去，见到他家人！“

　　这句话像一颗子弹，穿透了布林德的胸膛。

　　他站在那里，感到一种奇异的、近乎窒息的寒冷。他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女儿，想起了凯蒂，想起了金尼逊在利多基地时的样子——那个意气风发的、带着“劫掠者“们准备出发的指挥官，那个在登机前对他敬礼、说“舅舅，等我回来“的外甥托尼。

　　托尼，金尼逊，瑞恩，科洛……那些他亲手送走的、那些他承诺“很快会来接你们“的人。

　　布林德听到抚恤金问题，敏感地想起了夏洛克交待的事情。

　　夏洛克交待的事情里，有一项就是关于“阵亡抚恤金“的——不是美国政府发放的那种，而是某种更私人的、更隐秘的、通过中立国渠道转移的资金。那是为“特殊情况“准备的，为“需要保障的人“准备的，为那些在战争中“牺牲“但“不能被公开纪念“的人准备的。

　　布林德心一沉,感到那块石头——那块从他得知比利参加突击队时就压在胃里的石头——突然变得更重了。它下沉，下沉，一直沉到某个他无法触及的、黑暗的深渊。

　　脸色灰了大半。

　　他不知道该如何再回应亨特。

　　他不能说“我知道金尼逊缺钱，因为我也是“。他不能说“抚恤金的事，有人在安排“。他不能说“你的痛苦我理解，但我的痛苦你不能理解“。他只能站在那里，像一尊被雨水浸透的、正在慢慢风化的雕像。

　　他不知道该如何再回应亨特。

　　这会，杨希真过来叫他俩回去。

　　他的白大褂上还沾着血迹，眼镜片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雾——那是从帐篷里带出来的、被体温蒸发的湿气。他的声音平静，像一潭深水，但眼神里有某种东西——不是冷漠，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被透支到极限的、机械的专注。

　　“麦卡蒙、麦基，“他说，“和一帮劫掠者队员。专门赶过来。大家有心，要给雄狮等人举行场简单葬礼。“

　　仪式布置好之后，众人站立一排。

　　麦卡蒙站在最前面，他的新制服还没有被泥土和血迹浸透，像一位正在参加别人的婚礼的、不合时宜的宾客。麦基站在他旁边，脸色阴郁，像一位正在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的、疲惫的船长。劫掠者们站在后面——那些还能站着的、那些从查帕堤撤下来的、那些失去了指挥官和战友的、沉默的年轻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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