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宁岛囚徒

　　半小时后。

　　密支那上空的密云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像被无形的巨手撕开。阳光从裂缝中倾泻而下，照在西机场那条尚未完工的跑道上，反射出湿漉漉的、近乎刺眼的光。

　　一架经过改装的C-53运输机——那是C-47的加长型兄弟，机身更宽，航程更远，专门用来运送要员——由两架P-40战斗机护航，从库邙山脉上空的重重云雾中钻出。三架飞机像一群从深海里浮上来的银色鱼群，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划出优雅的弧线。

　　C-53的机身上，除了标准的美军机徽，还喷着一行醒目的黑色花体字：“UNCLEJOE'SCHARIOT“。机头下方，中缅印战区（CBI）的徽标清晰可见——一颗白星，中间是“CBI“三个字母，被一道闪电贯穿。这是史迪威的新座机，上个月才从加尔各答的工厂改装完毕，加装了装甲座椅、加油箱，以及一个能坐得下十二个人的客舱。

　　“乔大叔的战车“。

　　这个绰号带着史迪威特有的、不加掩饰的自负。在北非，“乔“是巴顿将军的绰号；在华盛顿，“乔“是斯大林的名字；但在中缅印战区，“UncleJoe“只属于一个人——约瑟夫·沃伦·史迪威。

　　两架护航的P-40在机场上空盘旋，机翼上的鲨鱼嘴涂装狰狞而醒目。它们是在警戒，也是在表演——为即将落地的大人物清场，同时向地面上那些疲惫的士兵展示：空中仍有我们的力量。

　　C-53放下起落架。起落架是加固过的，比标准型号粗了一圈，因为这条跑道太脆弱，太粗糙，太不像一条能承载“战区总指挥“尊严的跑道。

　　飞机着陆了。

　　轮胎触地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像某种巨兽被踩痛了尾巴。由于跑道长度不足，飞行员不得不急刹减速，刹车片与轮毂摩擦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嘶鸣。机轮与地面剧烈摩擦，掀起一大片尘雾——红色的尘土夹杂着碎石和草屑，像一团突然炸开的血雾。

　　飞机直冲到接近跑道尽头处才停下来，机头距离那条尚未填平的排水沟只有不到十米。跑道外的人群——亨特、梅里尔、麦卡蒙、布林德、杨希真，以及那些能走动的伤员和士兵——这才松了口气。有人甚至鼓起掌来，掌声稀稀落落，但真诚。

　　舱门打开了。液压舷梯缓缓放下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。

　　刚换了新座机、穿着卡其布风衣、头戴M1钢盔的史迪威，第一个跨出机舱。

　　他看起来与在沙杜渣指挥部里那个疲惫的、眼袋深垂的“醋乔“判若两人。风衣的腰带系得笔直，钢盔下的灰白头发被仔细梳理过，下巴刮得铁青，嘴角挂着一种近乎得意的微笑。他的步伐轻快，军靴踩在舷梯上发出清脆的咚咚声，像一位正在登台的演员。

　　意气风发。这个词用在他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

　　梅里尔、麦卡蒙和亨特等人忙迎了上去。

　　梅里尔走在最前面。这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“梅支队“指挥官，此刻不知从哪里得来了一股力气，挣脱了副官的搀扶，大步流星地走向舷梯。他的脸色依然苍白，嘴唇泛着青紫，但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——那是见到救星、见到父亲、见到能替他分担重担的人时的释然。

　　史迪威走下舷梯，两人相遇。

　　梅里尔上前，跟难得一脸欢笑的史迪威来了个大大的拥抱。那不是军人式的、拍背击掌的拥抱，而是一种近乎孩子气的、把脸埋在对方肩膀上的拥抱。梅里尔的肩膀在微微颤抖，史迪威的风衣上很快湿了一块——不知道是汗水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　　“弗兰克，“史迪威的声音沙哑但温暖，“你做到了。你们做到了。“

　　“是你做到了，乔，“梅里尔的声音闷在风衣里，“是你把我们送到这里的。“

　　机舱里随后陆续钻出来十二名同样戴着头盔的中英美战地记者。他们像一群被放出笼子的鸟，争先恐后地涌向舷梯，手里举着相机、笔记本、铅笔，脖子上挂着通行证和记者证。

　　其中有两名英国记者格外显眼。一个穿着卡其布猎装，戴着软呢帽，来自《泰晤士报》；另一个穿着皱巴巴的亚麻西装，来自路透社。他们被安排坐在机舱的最后排，一路上听着史迪威的副官用那种带着加州口音的英语大声讨论“英国人的无能“，脸色尴尬得像吞了苍蝇。

　　这是史迪威的刻意安排。醋乔为了打击蒙巴顿，故意带来了英国记者。他要让伦敦的报纸头条上登满“美军与中国军奇袭密支那“的消息，让蒙巴顿勋爵在新德里的总督府里如坐针毡。没有什么比让英国人亲眼见证美国人的胜利更能羞辱英国人的了。

　　《生活》杂志的威廉·范迪维尔是个瘦高的纽约人，长着一只鹰钩鼻和一双永远眯着的眼睛。他抢在两年前报道河南***闻名的《时代》周刊特派记者西奥多·怀特前，直接翻身跳下舷梯——动作像个杂技演员，完全不顾及“战区总指挥视察“的庄重氛围——在半空中就按动了快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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