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宁岛囚徒

　　井川永的后背僵住了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爱田子说过，她的丈夫是海军航空队的飞行员，昭和十八年秋在拉包尔附近空战中被美军地狱猫击落。那时候她还在横滨的纺织厂做工，收到阵亡通知书的那天，她把自己关在宿舍的壁橱里哭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然后烧掉了所有学生时代的照片，报名参加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，再后来，就出现在了挺身队的名单上。

　　“井川君，”爱田子忽然把脸贴得更紧了些，嘴唇几乎擦到他后颈的衣领，“你说，美国人真的那么可恨吗？”

　　摩托车猛地一颠，井川永差点捏错刹车。这个问题太危险了。他在军队里听过无数次“英美鬼畜”的宣讲，看过那些宣传画上被丑化的罗斯福和丘吉尔。可爱田子问的不是政治，不是国策，而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——她丈夫是被美国人杀死的，而她现在躺在一个又一个日本军官身下，要他们去替她复仇。这逻辑链条里某个环节，显然已经让她自己都开始怀疑。

　　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井川永老实回答。他想起上个月在西机场附近，他们小队抓住了一个美军飞行员的跳伞逃生者。那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，被押到司令部时满脸是血，却还在笑，用蹩脚的日语说“你们输了”。丸山房安下令把他交给宪兵队，后来听说那人在审讯室里被活活打死。井川永当时站在窗外，看见那美国人临死前盯着天空的眼神，没有仇恨，只有一种奇怪的怜悯。

　　“你不知道？”爱田子轻轻笑了一下，那笑声里带着凉意，“真好。你还不知道。”

　　慰安所的轮廓在前方巷口浮现，一盏昏黄的防风灯挂在竹棚门口，灯下站着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军曹，正互相搀扶着解裤带。井川永把车停在阴影里，先跳下去，再伸手扶爱田子下车。她的手指冰凉，掌心却有一层薄汗。

　　“进去吧，”井川永低着头，“夫人。”

　　爱田子没有动。她仰头看着密支那的夜空，浓云低垂，看不见星星，只有远处防空塔台上的探照灯偶尔扫过云层，像一道苍白的伤疤。

　　“井川君，”她忽然说，“如果城破了，你会死吗？”

　　井川永的脸又烧了起来。他想说“皇军必胜”，想说“我们会死守”，可那些话在舌尖上打了转，终究咽了回去。他只是个学生兵，连枪都端不稳，上个月实弹射击还脱靶了三发。

　　“我……”

　　“别死。”爱田子打断他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，“你和他们不一样。别死。”

　　她转身走进慰安所，木屐踩在泥地上，发出空洞的声响。井川永站在原地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，那截露在和服外的白皙小腿像一道闪电，劈进他混沌的脑海。他忽然想起临出征前，母亲在东京车站塞给他的那枚御守，绣着“武运长久”。他摸了摸自己胸前的口袋，御守还在，里面的香灰却已经结成了块。

　　摩托车重新发动时，他听见慰安所二楼传来另一个女人的笑声，尖利而破碎，像玻璃划过黑板。

　　爱田子推开自己房间的门，一股霉味混合着消毒水的刺鼻气息扑面而来。六叠大的木板隔间，一张行军床，一个充当梳妆台的弹药箱，箱面上摆着半面裂了缝的镜子和一把缺齿的木梳。她脱掉木屐，赤脚站在地板上，凉意从脚底窜上来。

　　她没有点灯，在黑暗中坐了很久。

　　窗外传来隔壁房间的响动，床板撞击墙壁的闷响，男人粗重的喘息，以及另一个女人程式化的**。那是顺姬，一个从朝鲜庆尚北道被骗来的姑娘，今年可能才十八岁，却已经有了三年“慰安”的履历。顺姬从不跟爱田子说话，看她的眼神里混杂着嫉妒与鄙夷——因为爱田子是“自愿”的日本人，是“挺身队员”，是军官们口中的“爱国妇人”，而顺姬只是被征召来的“朝鲜慰安妇”，连军票都领不到足额。

　　爱田子从床底下的藤箱里摸出一个小布包，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枚银色的海军锚形领章。照片上的青年穿着白色制服，站在横须贺港的栈桥边，笑容明亮得刺眼。那是她的丈夫，爱田正雄，海军少尉，昭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战死于南太平洋某处上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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