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宁岛囚徒

　　史迪威感觉宽慰的是，他期待的罗斯福已着手安排副总统华莱士访华，同重庆政府交涉中共问题。

　　他将目光从战报移向马歇尔信件的最后一页。

　　那里夹着一张便签，是马歇尔手写的一行字：“华莱士副总统将于六月访华，具体行程尚在安排中。总统嘱我转达，对中共战略价值的评估已列入外交议程。“

　　他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。

　　看来他提出审视中共对美国战略重要性的建议终被重视。

　　那是去年冬天的事。史迪威在一份给华盛顿的绝密报告中，详细分析了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。他派出的小分队带回的情报显示，中共领导的部队在敌后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，动员了数百万民众，有效地牵制了数十万日军。而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、华中节节败退，腐败和无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

　　“如果我们继续把所有筹码押在国民党身上，“他在报告中写道，“我们可能会输掉整个中国。中共代表着另一种力量，一种更贴近民众、更有组织能力的力量。忽视这种力量，是战略上的短视。“

　　报告递交后，华盛顿沉默了很长时间。史迪威以为它已经被埋在某个档案柜的底层，没想到罗斯福总统竟然亲自过问了。

　　一旦交涉成功，他这边就将负责派员到延安展开工作。

　　延安。那个在国民党封锁线背后的红色首都，那个被重庆方面妖魔化为“土匪巢穴“的地方。史迪威从未去过，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不少。他听说那里有廉洁的政府、高效的动员、识字运动和医疗改革。他也听说那里的领导人对美国持开放态度，愿意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下与西方合作。

　　“派员到延安“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军事观察组，意味着情报共享，意味着可能的武器援助，甚至意味着更深远的东西——一种全新的对华政策，一种不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战略选择。

　　史迪威把烟嘴在弹药箱边缘磕了磕，抖落烟灰。他的兴奋不仅仅出于战略考量，还有一种更个人化的期待。

　　抛开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责任不谈，史迪威心底一直希望为中国，这个接触太久、已经生出很深感情的国家做点真正有益的事情，并弥补上次缅战的过失。

　　上次缅战。1942年的惨败。他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，却在日军的迅猛攻势下节节败退，最终不得不穿越野人山撤回印度。那是一场灾难——数万中国士兵死在丛林里，死在疾病中，死在英军的背弃下。史迪威自己徒步走了十七天，靠吃猴子肉和喝雨水才活着走出来。

　　他常常梦见那些场景：杜聿明在野人山入口绝望的眼神，戴安澜在茅邦村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，还有那些年轻士兵在瘴气中腐烂的尸体……“我欠他们的，“他在日记里写过，“我欠中国一笔债，必须用胜利来偿还。“

　　想到这，脑海中再泛起来访客人方才说过那些话。

　　那人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：“将军，这一路走来，主导反攻缅甸进行到现在，已证明您的统御才能和整训中国军队成果卓有成效。蓝姆伽训练营里，您亲手调教出的新38师、新22师，现在已经是整个中缅印战区最精锐的部队。这不是蒋介石的功劳，不是蒙巴顿的功劳，是您的功劳。“

　　史迪威不喜欢听这种奉承，但他无法否认事实。从印度基地到胡康河谷，从新平洋到加迈，每一步都浸透着他心血。他亲自制定训练大纲，亲自检查士兵的步枪，亲自在地图上标定进攻路线。那些中国士兵——起初面黄肌瘦、营养不良、连枪都不会保养的农家子弟——如今成了能在丛林里和日军精锐周旋的铁军。

　　机会就在眼前，只要他愿意配合，拿到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，就能将主控权彻底掌握手上，解决包括蒙巴顿想把他赶出东南亚战区的麻烦，进而实现战胜日本人的最终目标。

　　史迪威其实很纠结。

　　他重新坐回小马扎，双手捧着烟嘴，目光落在自己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上。这双手曾经握过步枪、操纵过方向盘、在地图上画过无数箭头，现在却在微微颤抖——不是因为年老，而是因为一种深层的、几乎让他窒息的矛盾。

　　这种方式免不了要牺牲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。

　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来不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。如果他要“配合“那位神秘客人的计划，如果他要推动那场极端的政治博弈，会有多少人死去？河南战场上已经溃散的士兵，缅北丛林里正在冲锋的官兵，滇西怒江上即将渡江的勇士……他们的命，在这场大棋局里，不过是筹码。

　　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