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7章望道居
“但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，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。你们记住我今天说的话——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”
窗外有汽车驶过，轮胎碾过积水的路面，溅起一阵水花。水花拍在望道居的木门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老陈没有在吃完面之后讲自己的故事。他先站了起来，走到墙边的碗柜前面。碗柜最上层放着一个相框，相框里的照片是黑白的，已经泛黄了，边角有些卷曲，像是被水泡过又晒干了。照片上是一群穿着破旧棉袄的年轻人，站在一片雪地里，身后是一排低矮的木棚。他们的脸很年轻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希望，是比希望更硬的东西。那种眼神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会有。
老陈把相框拿下来，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。
“这张照片，”他说，“是昭和二十一年拍的。一九四六年。北海道，美呗煤矿。”
他把相框放在桌上。十四双眼睛都看着那张照片。
“那年我十七岁。旁边这几个，是我同村的。我们都是山东潍坊人。昭和十八年，一九四三年，日本人在山东抓劳工，把我们村十八个年轻人全抓了。用火车运到青岛，再用船运到门司港。一路上死了两个——不是被打死的，是冻死的。船上是十二月，零下十几度，我们穿着单衣挤在船舱里，天亮的时候发现旁边的人不动了，一摸，已经硬了。”
阿虎放下了手里的筷子。阿龙默默地把自己那碗还没喝完的面汤推到一边。
“到了日本，被送到北海道挖煤。美呗煤矿。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十度，雪大到能把人埋了。我们住在木板搭的棚子里，四面漏风，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霜。每天下井十二个小时，蹲在坑道里用铁镐刨煤。坑道矮得只能跪着，膝盖磨烂了，化脓了，第二天还得继续跪下去。吃的是一天两个拳头大的窝头，喝的是井下水——那水是煤渣泡过的，喝到肚子里像喝砂纸。”
他把右手举起来，让大家看那根缺了一截的中指。
“这是塌方的时候被石头砸断的。当时没有医生，矿上的日本人说——手指断了就断了，又不是腿。一个同乡用缝衣服的针和线给我缝了伤口。没有麻药。我咬着一条毛巾，把毛巾咬穿了。”
他把手收回去，搁在膝盖上。
“昭和二十年，日本投降。矿上的日本人都跑了。我们从北海道徒步往南走，想去东京。为什么去东京？因为听说东京有中国人——有战前来的留学生、有被抓来的劳工、有随军家属。我们觉得找到了同胞就能找到活路。从北海道走到东京，走了一百天。没有吃的，就啃树皮、挖野菜、捡美军的垃圾堆。同村十八个人，走到东京的时候还剩九个。”
桌子周围一片沉默。连阿虎都屏住了呼吸。
“到了东京才发现——同胞也活不下去。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，到处都是流浪汉。我们几个人在池袋搭了个棚子住，靠在黑市上帮人搬货为生。后来攒了点钱，开了这个面馆。那是昭和三十年——一九五五年。这馆子开了三十年了。”
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一座小山，新旧叠着，最上面的还冒着青烟。
“你们来的时候好。”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，但这次语气不一样了，“日本现在是有钱。但你们记住——这钱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”
陆川放下筷子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这是借来的繁荣。地价为什么涨？因为银行在放水。银行的钱哪来的？是政府印的。政府为什么印？因为美国人逼着日元升值，日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，政府只好印钱刺激内需。印出来的钱全流进了股市和地产。所有人都在投机——买一块地，三个月翻一倍。这种钱，能长久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
“你们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？”老陈问。
“在工地，一天一万八。”阿龙说。
“一万八。一个中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，在日本是一天的工资。你们觉得多吗？多。但这不是因为你们值这个钱——是因为日本的泡沫需要人手。工地缺人，赌场缺人，码头缺人。等泡沫破了，你们还值不值这个钱？到那一天，有多少中国人会死在这条街上？”
窗外有救护车驶过，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，最后消失在雨幕里。
“死？”阿虎的声音有些发紧。
“死。”老陈看着他，“泡沫破裂的时候，最先死的是最底层的人。不是日本人——是中国人、韩国人、菲律宾人。因为你们没有身份、没有存款、没有保障。工地不招了，你们就没饭吃。没饭吃，就得去偷、去抢、去借高利贷。借了还不上，要么被砍死，要么死在街头。这条路，我看了四十年，每一批来的中国人，最后总有几个走不通的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，把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切成一道道扭曲的彩条。
“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。在日本活着，有两种活法——一种是当贼，一种是当树。当贼的，捞一票就走，赚快钱，干快活，死得也快。当树的，把根扎在这片土里，风吹雨打都不走，慢慢长，慢慢活。树和贼的活法，是不一样的。”
“那您呢？”海生忽然开口。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说话。
老陈转过身来，看着这个瘦小的少年。海生坐在角落里，面前的面碗已经空了，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老陈——不是那种好奇的打量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，像在辨认一个人是不是同类。
“我是树。”老陈说，“但我是被栽在这里的。不是我自己选的。”
他又点了一根烟。
“昭和二十一年，我们九个同乡到了东京之后，打算攒钱回国。但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，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，回不去。等中日建交的时候，是一九七二年——我们在日本已经待了二十九年。回不去了。不是不能回，是不敢回。回了说什么？‘我在日本挖了两年煤，开了二十年面馆，现在回来养老’？家里人都以为我们死了。坟都给我们立了。”
他弹了弹烟灰。
“所以我这辈子，就是一棵被栽在异乡的树。根扎得很深，但这片土不是我选的。你们不一样——你们是自己来的。你们还有选择。想清楚自己是什么。是贼，捞够了就走，别回头看。是树，就别想着投机取巧，老老实实扎下去。但不管是哪一种——活着。先活下来，再想别的。”
他把烟叼在嘴里，走到灶台边，弯腰从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大坛子。陶坛子，封口用红布扎着，红布已经褪色了。他把坛子放在桌上，撕开封口，一股浓烈的酒香冲了出来——不是日本清酒的淡雅，是中国白酒的烈。
“这坛酒，是我昭和三十年开这个馆子的时候酿的。三十年没开封。”他从碗柜里拿出十五个小瓷杯，一个一个摆在桌上，“今天，我请你们喝。不是因为我大方——是因为你们是这几年我见过的最像人的一群。工地上搬水泥，赌场里守规矩，六叠榻榻米上挤十四个人，过年还能唱渔歌。我在歌舞伎町四十年，见过太多中国人——有偷的、有抢的、有卖毒的、有把自己女人卖了还赌债的。你们让我想起我们那批人——昭和二十年在雪地里往东京走的那九个人。都一样——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彼此。”
他把每个杯子都倒满，端起自己的那一杯。
“喝了这杯酒，以后望道居就是你们的食堂。没饭吃的时候，来。过年的时候，来。想家的时候，来。门不锁。”
陆川端起杯子。十四只手同时举起瓷杯，杯沿在暖黄色的灯光下闪着微光。白酒入喉，辛辣刺鼻，像一条火龙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。阿虎被呛得直咳嗽，阿龙给他拍背。钟亦鸣喝了一口，脸就红了。海生抿了一小口，辣得眼泪都出来了，但他咬牙咽了下去，没有咳出声。阿绣捧着杯子，像捧着一件刚缝好的衣服，小口小口地喝着，每咽一口就轻轻皱一下眉。
“老陈。”陆川放下酒杯。
“嗯？”
“你说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。但树要扎根，得有土。中国人在这片土上，算什么东西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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